很多年没有这样在家老老实实陪陪老爸了，这次回家下决心推掉所有不必要的应酬，好好地陪了他几天。也许是一直不愿意接受父亲“老了”，也许是自己还太浮躁，也许是在家停留的时日太短还加上太多的其他活动，所以虽然年年回家探亲，却从来没有象这样近距离地真切地观察到和感受到“老”——包括心境、行动、思维方式、处世哲学……

那天上午，父亲说他要去科学院岩土所开学报的会议，我说“叫个的士送您去”，他回绝了“我自己走”。从家里到所里大约巴士两站半路，途中还要过一个不小的十字路口，他眼睛不是太好，我实在放心不下，跟着他走了出去。老爸却“不领情”，一定要我回去，我说这么多车，万一……，爸爸说：世界上任何地方任何时候任何人，都可能有万一，你能跟着我一年365天，一天24小时吗？再说你去了就一定没有万一吗？自己不小心，分分钟可能有万一。过日子哪能老这么担心着。

有次晚饭后聊了起来，我说感到很抱歉，国内只剩妹妹一家陪着爸爸，平时妹妹和妹夫都忙于工作，老爸恐怕会感到孤独吧。父亲正色说，孤独，是每个人的必修课。

这些事，这些话，都让我感触良多。父亲是要强的人，一辈子不求人。哪怕文革在农村养猪，也是水里粪里一脚下去，轻的重的一肩担起。及到老年，仍然事事亲力亲为，凭着一股直面人生的勇气，保持着一种内在的尊严。

感受到老，当然不免会想到逝去的那一天。老实说，我从来没有害怕过“死”的结果，却常对其过程感到恐惧，曾半开玩笑地说过要移民去荷兰，因为那里“安乐死”已经合法化了。我真不知道自己老的时候，能否有父亲这样的勇气和坚持？但愿他的榜样能给我一些力量。

 

   那年，还没有手机，还没有Internet，还没有高速公路。一条从上海开往武汉的上水客船，满载着客人，悠悠的行着，几乎要走三天两夜哪。

 

  船悠悠，水也悠悠，可船上的人，心里却无法悠悠。都想知道京城里的事，困在这天水茫茫的船上，谁又能知道什么呢？有个出差的男人，掏出架短波半导体，先是在舱里小声地静听（那年头，虽然已不至于判个现行，让你蹲上几年，但谁说得准自己周围的是些什么人呢？），有人说了句：“开大声点吧”。后来舱门外的走道上也挤满了人，都在静静地听着，谁也没有说话，能说什么呢？

 

  大概是河道转了点方向，小半导体传出的尽是噼里啪啦的杂音，人们急了，“到甲板上去啊，那里应该接收得好些”。有短波机的都拿出来了，被众星捧月似的重重围着。一会儿，北边收得好些，甲板上的人就涌向右舷，举着收音机的手，使劲地向北伸；船转了点弯，好像南面收得倒好些了，人们又涌到左舷，拿着收音机的那位，半个身子都探出去了，只求不要漏掉空气中那些揪心的句子。

 

  船上的大喇叭开始还提醒大家不要挤到一边，要保持船体平衡，注意安全云云，后来大概明白了是怎么回事，也就不响了，任由那条船忽而左，忽而右地在江中摆动着。人很多，可除了不十分清晰的广播声，几乎没有一点声音。后来不知是哪一圈人中传出了抽泣声，好多人的眼中一下子就涌出了泪。

 

  悠悠长江啊……

  家的后面有一个蓄洪水库，原是为防万一山洪下来，以备不时之需。不过入住近十年了，却极少见到溢洪道里有水，水库也就在感觉上变成一个平静的小湖了。这个小湖，可给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。早晨绕湖快步，拜访一下各家“小朋友”，便是其中之一。

 

  刚搬来的时候，是冬天。一天早上，在湖边看见一群大雁正在水面上准备动身南飞——头雁一扎翅膀，起飞了，只听见啪啪啪啪的拍水声，大雁极有秩序地一只跟着一只起飞，有条不紊地排成人字形的队伍。站在那里，甚至能看到雁儿起飞时腹下的绒毛随着气流微微地颤动，简直是伸手可及。“人和自然原来是如此接近”，这种感觉真让人震撼。

 

  一次在湖边高尔夫球场的土堆上，发现了一窝野兔，走近时，只见得草丛中一个一个的小白点在跃动——这是兔宝宝们摇着小尾巴一颠一颠地跟着兔妈妈钻进了洞。刚走过去，回头就见到一只一只粉红色的小耳朵探了出来，不守安分的小家伙们急着要出来玩呢。那一个夏天，只要到湖边散步，总可以看到它们。等到秋风起，草儿黄，小家伙们不知搬到哪里去了，见不到它们顽皮的踪影，可真有些惆怅。

 

  还有初夏的那群鹦鹉，总有上百只吧。呱噪着飞起飞落，啄食着灌木丛中的小果子，以前真不知道原来鹦鹉会这么吵闹的，还以为它们除了学人说话之外，不太作声呢。时入盛夏，果子都干了，鹦鹉也不见啦，不知道这群酷爱聊天讲话的爷们又到哪里打食呢？

 

  最有趣的是今年开春时分，初暖乍寒（其实洛杉矶一年上头也没怎么冷过，只是早晚温差比较大些而已），居然看到一只獾子（可有动物学方面的行家里手，请指正一下，谢谢）身背小宝贝，在院墙边的草丛中晨运。轻轻走过去，生怕惊走了它们，却不料小家伙一点也不认生，大大方方地在镜头面前摆姿势。

 

  今年春夏，LA的天气似乎有些反常（全世界的天气好像都有些变了，不是吗？），丽日蓝天变成了阴霾不散，雨水也比往年多了些。湖水漫上了小道，漫过了坝顶，溢洪道居然也像小河似的，有水流淌了。水多了，和水有关的“客人”们也就多了起来：有在河边伸长脖子的“老等”，有带着毛茸茸的小鸭子全家出游的鸭子爸爸妈妈，有秀气的长腿JJ灰鹭鸶——挺会打扮的她可是穿着一双鲜红的高筒靴呢，还有好多飞得太快让我的镜头追不上的小鸟，在晨光中撒下一串一串滴滴呖呖的欢畅歌声。

 

    几天不见，湖边的树全绿了，野花也开得正欢。又一年了，时光怎么过得这么快？

  早上，一打开电脑，就收到武汉的朋友传来的两张红梅雪景，晶莹的雪粒，妩媚的红梅，美得荡气回肠。无独有偶，刚过去的星期天，清理院子的时候，也一时性起，顺手拍了两张园中小景，生机勃勃，春意正浓，放在一起，倒是饶有情趣。好一个环球不同凉热！

 

  其实，何止是气候，整个自然界，整个人类，哪一样不是凉的凉，热的热呢。一句“求同存异”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何其难也！昨晚看老公带回来的国产电视连续剧《亮剑》，看到李云龙和楚云飞刚一起打完日本鬼子，转身又杀得天昏地暗，两个惺惺相惜的英雄，却拔刀互戮。大时代中的凉啊热啊，又岂是我辈体味得来的？只是，若能先存异，再求同，岂不是多了许多春色，少了多少萧杀。历史若能重头来过，聪明的中国人啊，能找出另一种解决途径吗？

  近几月来，几乎所有业余时间都用来整理世界美术史和中国美术史的图片资料，一张一张地读完近六千张画作后，容我做个业余水准的归纳：世界美术史大致是艺术风格流派的运动史——学院派，印象派，野兽派，立体主义，表现主义，构成主义，风格派，超现实主义，达达，波普，一波接一波生生不息。而中国美术史则基本是政治运动史——农业合作化，人民公社化，三面红旗，反右运动，四清运动，文化大革命….翻腾汹涌，难得稍安。

  49年以后发表的作品以毛泽东为题材成了风潮——起码是政治上保险吧。该类画作汗牛充栋，最劣迹昭彰的莫过于那张创下世界单张画作印数记录的《毛主席去安源》。而其中的杰作：钟涵先生的《延河边上》和石鲁先生的《转战陕北》却均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遭到毁坏，画家也难逃厄运。

  当时对《延河边上》的批判说：为什么只画背影，为什么不正面表现革命领袖的伟大人格。而对《转战陕北》则说成是将毛“置于进退维谷的绝境”，是何居心？可叹二十出头就奔赴延安投身革命的石鲁因之被逼疯，文革中更几乎被枪毙。

 画什么，已是不得越雷池一步了，连怎么画，都是动辄得咎，这真是艺术的无奈，无奈的又岂止是艺术！

  稍感宽慰的是：每当政治运动略有平息（比如63年，64年），还是会有不少真正美的作品出现，比如吴凡的《蒲公英》，李可染的《万山红遍，层林尽染》，王文彬的《夯歌》……记得每期《中国青年》杂志一到，一众好友争看封底又登了什么好画，亦是青春回忆中的一个亮点。

想知道名校清华是如何办起来的？想知道什么叫庚子赔款的办学计划？想知道美国出兵伊拉克中国是得益还是受害？想知道李敖倒底算哪门子历史学家？联合早报网上题为庚款办学彰显美国善意 李敖清华撒谎忘恩负义的文章恐怕不能不读。

    昨晚在网上闲逛，读到Vivian关于她的大学陈老师的回忆文章，倒让我想起几个印象深刻的老师来了.

   一位是高中物理刘老师。记得那天讲到热传导，刘老师手里提着，拎着，挎着一大堆东西走进了教室，又是锅，又是蒸笼，还有个煤油炉子，她要干什么呀？我们一班半大不小的孩子不解地看看她，又馋馋地盯着讲台上的吃食。刘老师点着炉子，支上锅，架上蒸笼，再放上好些个小小的白馒头。然后在冉冉的蒸汽中不慌不忙地讲开了：通常，热的传导方法有三种——对流、传导和辐射。就拿这蒸馒头来说吧，火与馒头并没有直接的接触，但通过流体——水和蒸汽，将火燃烧放出的热传给了馒头，馒头就蒸熟了，这就叫对流。第二种方式——传导，热量是要通过热源与物品的直接接触而传递的，比如我们煎个锅贴饺子，火舌舔着锅底，饺子贴着锅面，热就通过金属的锅体传给饺子啦。至于辐射嘛，是热量从温度高处直接散发到温度低处，无须中间介质，你们喜欢吃的烤红薯就是热辐射的产品啦。

    我们听着，笑着，吵吵闹闹地将所有的馒头，饺子，红薯分食得干干净净，一点也没有剩下。不过刘老师讲的三种热传导方式我们倒也一点不拉地都记住了。后来，我们班上有十多位同学不约而同地考了物理系。

 

    另一位是在亚特兰大度假时，我去幼儿园接小侄女回家，认识的Susan老师。她毕业于加大柏克莱分校的社会学系，在非洲的和平队工作过十多年，去过很多国家，回到美国，当了一位幼儿园的老师。Susan教小孩子先用捡回来的橡树籽从一数到十，然后用细铁丝将十粒树籽穿成一串；如是一直穿了十串，又教孩子们将这十串固定在一张方形硬纸板上；直到做够十张板，再用一个小方盒装起来。孩子们马上就明白了十进位的奥妙。我那个4岁不到的小侄女不但能爽爽利利地数到1000，而且还清清楚楚地告诉我：十个一就是十，十个十就是百，十个百就是千。

 

      遇上一个好老师，真是三生有幸，受益无穷！ 

      晚上睡觉前喜欢随便翻些闲书看，已是多年习惯了。昨夜看到陈映真的一篇《吾家有女初长成》，觉得这个题目不错。你家有女，我家不也有子吗？

    说起来是几个月以前的事了。那晚和儿子一起在外面吃饭，餐馆人很多，我们坐在几乎是最最里面的一张桌子上。等服务员上菜的时候，突然听见门口处有人的叫骂声（这在美国可是不多见的事，来了快20年了，也只见到这一次呢）。原来因为人多，服务员忙中有错，叫漏了一个号，将下一位顾客先排座了，这被漏掉的一位正在大发雷霆呢。声音大也罢了，还夹着些不三不四的脏话。服务员倒是很有修养，一路在陪小心道歉。（我倒是奇怪老板怎么不出来打个圆场，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员工受辱）

     正好我们旁边一桌客人起身离开，服务员赶快过来收拾桌子，可那位“仁兄”却不依不饶，居然从门口一直追着骂到我们旁边的走道上：“看你个衰样，抵你伏侍一世人......”。我实在听不下去了，就站起来对他说：“先生，这就是你不对了，人家服务员歉也道了，桌子也收拾了。今晚人这么多，有些差错也难免，何必这样呢。”

    这个家伙扭转头就对着我开骂起来：“XXX，关你什么事，他是你的什么人......” 越说越难听。我虽然是理科出身，讲理是把好手，可对着这样不讲理的，又在大庭广众之下，还真是给他噎得一句话都讲不出来了。”收声！“ 虽然不是很大声，却象闷雷一样沉甸甸的，儿子一挺身站了起来，比那家伙高出大半个头。不用再多说一个字，那根正在乱扫的”机关枪“马上熄火！

    当时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”有个儿子真好！“

    Summer School 还有一周便结束了，也就是说，还有一周就可以见到老爸啦。以前大凡有可以走动的时间，总免不了一番挣扎：又想到什么地方去走走（世界上想去还没有去过的地方还多着呢），又想回去看看老爸。今年可是一点不犹豫，早早订好机票，回去陪老头子逛逛江南，看看他的老朋友，老学生去。

    爸爸明年就满90岁了，可是直到去年圣诞，我才接受了“爸爸真的老了”的事实。那次看到他下楼梯步履有些迟疑了，特别是，他有几次向我抱怨眼睛不管用了。

   在我的记忆中，爸爸好像是从来不抱怨什么的。文革初期，中学的红卫兵抄了我们几个高知子女的家，书架上所有外文书籍都被横七竖八地贴上封条，墙上也被刷上“打倒洋奴”“崇洋媚外没有好下场”的鬼划符标语。那晚，武大，水院， 武测，水生所的六个同班同学的家都被抄了，一直折腾到天亮才算散去。面对着被翻得乱七八糟的房间，我不禁大哭。爸爸劝我说：“用不着哭。运动嘛，有运就有动， 有来就有去，总会过去的。” 那时，我真以为天地就永远这么倒转了，爸爸的话让我安心了不少。

   爸爸从美国留学回国时，带了三个其大无比的箱子（大到小时候我可以拿箱子当床睡）。除了书籍衣物之外，他还带回一整套木工工具，冲洗照片的暗房的全套设备。其他就差不多全是我的啦：一双旱冰鞋，一个美军二战时用的长条形双管式救生圈，一套“大机器”（各种铁条，角铁，螺丝，还有个小电动马达，按图纸装一辆小车，安上马达就能跑），两个洋娃娃连同她们的四季衣裙和用品，一盒《白雪公主》《爱莉丝梦游奇境记》等动画片的音乐唱片和图画书......怪不得妈妈常打趣说“女儿都是你惯坏的，几箱子全是她的东西”。

    爸爸回来了，我也和妈妈随他一起从香港来到武汉，开头几年的日子过得很快乐。那时爸爸是武大最年轻的教授；荆江分洪时他是工地总工程师，评为甲等劳模；武汉防汛时，他是付总指挥长，他的“倒滤井”方案在张公堤抢险时起了很大作用，后评为防汛功臣。爸爸总是开开心心的，下了班就带我们去东湖游泳（我们附近几栋的教工子弟都跟他去，总有一个班的队伍吧，后来这班小鬼头里还有些人进了省队和国家队呢）。夏天，一大早四点多就拖着妈妈和我爬到珞珈山顶等日出，要拍太阳跃出东湖面的那一瞬间；冬天，一家人踏着雪下山到体育馆去参加新年舞会，当然是爸爸和妈妈跳，我则和小朋友们钻在人群中偷偷施放“地老鼠”（一种会放出小火花乱窜，但不会爆炸的小花炮）。

    后来，运动一场接一场，生活也就阴晴不定，起起伏伏了。文革中，爸爸因为在美国留过学，而且七八个兄弟姐妹都在北美和南洋，只有他回国了，所以成了当然的审查对象，“谁派你回来的”成了永远也交待不清的“问题”。家里的住房从一套四房一厅，缩成三房一厅，两房一厅，最后是一房一厅（搬进来两家年轻教师，三家人share一个小小的厨房和一个更小的卫生间）。爸爸的书都摊平了铺在床下和桌子下。后来“抓革命，促生产”了，某地的水库工程出了问题，工宣队要爸爸拿方案。他需要查资料，于是我们姐妹就抬起床板，爸爸打着手电钻下去找书，出来时一头蛛网。但是，我的印象中爸爸也没有抱怨过，只是在生日的那天，叹气道：“啊，这么快就五十岁了，我还没做什么事啊”

    文革总算过去了，国家开始重建，高层建筑，深水港口都开始动工了，爸爸的专长——深层地基总算派上了用场。那几年，他整天在各地培训，做报告，审查方案，我们都笑他“该买张飞机月票了”。

后来我出国了，爸爸神采奕奕的身影在我的脑海中定了格。

    每年回去，当然也会发现一些变化：他的头发全白了，他骑自行车下坡带闸了，小钉子掉到地上，他要叫小侄子帮他找了......但是他依然腰不弯，背不驼，一边伏案写着什么，一边还吹着口哨“When we were young one day".有一天晚上突然下起鹅毛大雪，快十一点的时候，雪停了，爸爸要我和他出去走走。我们走到东湖边，雪白的地上只有我们踏出的脚印，四周那么静谧，那么安详。我真希望爸爸永远象那个晚上， 永远不老。

    好像是他75岁生日的时候，我寄了张贺卡给他，写着：认识您的人都嫉妒我，“上帝怎么把最好的爸爸给了她？”

 

    还有一个星期了，开始倒数计时，安排家务，打点行装。明天不要忘了去Home Depo 帮老爸买盒玫瑰花肥，对了，还有他最爱的Hazelnut咖啡豆！